掃一掃
關注中圖網
官方微博
本類五星書更多>
-
>
野菊花
-
>
我的父親母親 - 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
>
吳宓日記續編.第7冊.1965－1966
-
>
吳宓日記續編.第4冊:1959－1960
-
>
吳宓日記續編.第3冊:1957－1958
-
>
吳宓日記續編.第2冊:1954－1956
-
>
吳宓日記續編.第1冊:1949－1953
拜德雅·人文叢書: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184484
- 條形碼：9787532184484 ; 978-7-5321-8448-4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拜德雅·人文叢書: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 本書特色
* 重讀《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我在這本書中感受到了這個極度迷茫的時代的許多痕跡。特別是在我目睹強勢的邪惡力量決定碾壓所有反抗之時；在我試圖闡釋，他們以陌生人為目標，操縱后者所感受到的威脅，由此鞏固權力之時；在我不安地感知到，那些反對這種權力的人亦體現了它的某些突出特征之時，這些痕跡十分明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 本書主題是從莫爾到莎士比亞的自我塑造。作者起初試圖理解“人類自主性在建構身份時扮演的角色”，但*終無奈屈服于一個福柯式的論斷：“人類主體本身……是特定社會中的權力關系的意識形態產物”。莫爾是教會的產物，廷代爾是國家的擁躉，懷特臣服于絕對主義國家；斯賓塞擁抱國家權威，馬洛在對權力的不懈反抗中構建自我，莎士比亞則表達出對權威的顛覆性服從。就此而言，自我塑造亦是自我毀滅。或說，他們熱切地融入制度與權威，由此塑造自我認同，但這般努力*終往往取消了作為個體的自我，因此造成了自我的喪失。 但無論是作者格林布拉特還是本書關注的六位人物，他們都明白：“我是我自己身份的主要制造者”是一種無法放棄的幻覺。即使自我被認作一種虛構，放棄自我塑造就是放棄追求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固執地堅持的自我，就是死亡。 * 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開山之作 “人類學的解釋必須更多關注社會成員對其經驗的解釋性建構，而非習俗和制度的機制。與這一實踐密切相關的文學批評必須意識到它的地位是解釋，它的目的是將文學理解為組成特定文化的符號系統的一部分；不管多么難以實現，它的正確目標是文化詩學。”文學“并不通向內在生活，而是作為內在生活而存在”。
拜德雅·人文叢書: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 內容簡介
本書是對16世紀的生活和文學的探察。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研究了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主要文學人物——莫爾、廷代爾、懷特、斯賓塞、馬洛和莎士比亞——的自我身份的結構，他論證了，在現代早期，支配著身份生產的知識的、社會的、心理的還有審美的結構均發生了變化，對該時代的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書是文學史、文學批評領域的經典文本，無論是對文學領域的研究者和學生來說，還是對所有對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文學和新歷史主義批評感興趣的讀者而言，《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都是一本必讀佳作。
拜德雅·人文叢書: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 目錄
總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學
致 謝
說 明
前 言| 塑造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
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
導 論
1 大人物的餐桌前：莫爾的自我塑造與自我取消
2 機械復制時代的圣言
3 懷特詩歌中的權力、性別和內在性
4 塑造紳士：斯賓塞與安樂窩的毀滅
5 馬洛與絕對戲劇的意志
6 權力的即興表演
后 記
尾 注
索 引
展開全部
拜德雅·人文叢書: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 節選
◎《大人物的餐桌前：莫爾的自我塑造與自我取消》 這就是莫爾在那個危險而又輝煌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世界中的漫長職業生涯的精華，他觀察君王和主教的本質：膨脹的虛榮、貪婪的胃口、愚蠢。眼前的景象使他既反感又著迷；他永遠不會讓自己僅以神圣的義憤之名放棄這個世界。與此相反，他讓自己成了一個造詣極高的成功表演者：1490年代早期他在莫頓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Morton）家里擔任年輕的侍從，在法律、外交、議會政治以及法庭方面工作四十年后，1529年，莫爾作為沃爾西的繼任者成為大法官——這個領域的*高職位。然后，似乎為了證實他對權力和特權*黑暗的思考，他的地位在國王離婚的壓力下迅速下降。1532年5月，為了保全自己，他以身體健康為由辭去大法官職位，但他太重要而且太引人注目，因此不可能安安靜靜不受打擾地退休。他拒絕發表*高權威宣誓（Oath of Supremacy）的行為——即拒絕承認國王為英格蘭教會首腦——讓他于1534年身陷倫敦塔，并于1535年7月6日上了斷頭臺。本章將描述莫爾的生活和作品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取消（self-cancellation）復雜的相互影響，描述他對公共角色的塑造以及內心深處希望擺脫精心塑造的身份的欲望。我認為，我們可以在腦海中想象這一場景，莫爾坐在大人物的餐桌前，在這個特殊的氛圍中，他有野心也有諷刺意味的消遣，有好奇也有厭惡。他似乎正在觀看一場虛構的演出，他同樣被整個表演的不切實際和它強加給這個世界的巨大力量打動。這實際上也就是《安慰的對話》（Dialogue of Comfort）這部作品的核心感受，這種感受披上無盡的偽裝，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復。一個幻想剛被埋葬，另一個又冒出來，接著又被抓住、擊敗，直到整個世界，人的希望、焦慮以及目標的整個軀體，像海市蜃樓一樣閃爍，引人入勝、頑強，又全然虛幻。 ◎《機械復制時代的圣言》 ……但是，我們必須用廷代爾的作品提供的東西來平衡這種觀點：在印刷文化早期，書籍可以有種獨特的呈現，這是手抄本沒有的。諸如廷代爾的作品的書籍拒絕正式的耳邊懺悔和司鑰權，因此它們實際上是自我塑造的主要來源之一。廢除（unmaking）與置換（displacement）形成對稱，它們占據了懺悔冊的結構位置，但是它們拒絕這種似乎控制了中世紀對內在性的體驗或至少控制了對內在性的再現的制度框架。這種框架堅持認為，內在性應當從屬于私下的口頭交流（verbal transaction），并被嵌入教堂這種可見建筑中的懺悔和赦免儀式。在廷代爾的《服從》以及新教徒有關內心生活的類似指南中都沒有這種目的；印刷文字并不是為服務于口頭言說而存在的，它有種絕對性、完整性以及不可變更性。與手抄迥異，生產數量相對較多、傳播到遠離作者和印刷商地方的機制拒絕服從儀式化的口頭交流，缺乏靈韻——所有我們可以稱作早期新教徒印刷書的抽象性（abstractness）的東西——這些賦予印刷書一種強度（intensity）、一種塑造的權力、一種強制的要素，而這些是中世紀后期的懺悔手冊所沒有的。30 就此而言，像《服從》這樣的作品也不同于后一個世紀印刷或抄寫的作品對內在生活的描述。在17世紀的精神自傳中，內在生活在外在話語中得以再現；亦即，讀者會接觸到對一些事件的記錄，這些已經發生的事件，被記錄下來并且被人從黑暗帶入書頁的光明。在16世紀早期，還沒有這樣清晰流暢且持續的內在聲音（像一種戲劇性的獨白）被記錄下來。出現在《基督徒的服從》的書頁中的文字是內在生活的一些方面，它們笨拙卻有說服力，半成形，或者說正在形成。這些言辭沒有見光，相反，它們注定會進入相反的進程：他們會被無數的個人歷史所研究、吸收、內化以及歪曲。這就好像我們在短暫的瞬間看到了事物本身，這些事物不是被再現的（represented），而是以它原來的*初形式被呈現的（presented）。我描述的這種現象——具有同一性的書面文字的呈現（presence）——在蒙田的散文和《哈姆萊特》的獨白中散發出它*后的輝煌，《哈姆萊特》的獨白是通過從手書回到聲音的轉換而得以實現的，而且這些言辭并不通向內在生活，而是作為內在生活而存在。這些言辭的特性——不同于現代的試圖記錄內在性的話語——在于它們的公共性，也就是說它們的修辭結構和表演方式具有明顯的非個人化傾向。如果說對哈姆萊特內在思想的揭示是一個高度形式化的論辯（quaestio），即關于存在與不在（being or nonbeing）的問題，是直接面向眾多的、戶外的、公開的聚眾演講，那么我們可以通過回憶像《服從》這樣的作品來理解這種特殊習慣的力量，這些作品中明顯的非個人化色彩的修辭塑造了讀者對自己*親密的感覺。 ◎《塑造紳士：斯賓塞與安樂窩的毀滅》 對于處于懷特的處境中的人而言，角色扮演似乎無法避免，不管是宮廷內的權力集中還是新教徒的意識形態，都導致了身份意識的增強，人們越加關注對身份的表達，越加努力地塑造和控制它。對自我的塑造被提升到一個問題或計劃的地位。身份所帶來的壓力——意識和權力的壓力，無論是在個人身上還是在身處其中的社會中——具有深遠的文學影響，我們在檢視前面三個人物時已經對此有所知曉。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關注第二個三人組——斯賓塞、馬洛和莎士比亞——現在會更多地聚焦于特定的文本而更少地聚焦于作者和作品之間的直接聯系。縮小焦點是出于藝術具有獨立性的巨大幻覺，也是由于我們必須在完全為人所意識到了的虛構世界中思考更復雜的、看上去更自主的角色。我們已經在莫爾、廷代爾和懷特那里看到了自我塑造的壓力，它已經超越了更高層次的意識藝術（conscious artistry），而16世紀后期的文學則變得越加擅長在高度個性化的情況下塑造人物。另外，至少一小部分人越來越可能把文學當成他們的主要活動：當我們的對象從斯賓塞變成馬洛，再變成莎士比亞，對藝術創作的職業身份的重視愈發凸顯。因此，我們更容易在個人作品內討論這種身份的形成和削弱，而不需要正式將其與創造者的生活聯系起來。盡管我們必須提醒自己，這種明顯的內在性依賴于一種自我塑造文化的鮮活經驗。在轉向斯賓塞之前，我們會嘗試簡要概述一下這種文化的顯著特征。 ◎《馬洛與絕對戲劇的意志》 馬洛既遠離正統也遠離懷疑論；他質疑文學和歷史是重復的道德訓練這一理論，他質疑他的時代拒絕這些訓練的獨特模式。但是，他如何能夠理解他自己的角色的動機，那強迫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同樣的行為的力量呢？正如我已經指出的，答案在于他們都想要自我塑造。馬洛的主角們奮力創造自我；用科里奧蘭納斯（Coriolanus）的話來說，他們站立著“就仿佛，這個人就是自己的創造者/不知道還有其他親族”（5.3.36-37）。莎士比亞的特點是讓他筆下的馬洛式主角伸手抓住了他母親的手；在馬洛的戲劇中，除了《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 Queen of Carthage），我們沒有看到，或者很少聽說過主角的父母。帖木兒是無名的“低賤的”斯基泰人的兒子，浮士德有著“卑賤的父母”（parents base of stock）（12），而巴拉巴斯，據我們所知，沒有父母。（即使在《愛德華二世》中，馬洛強調家世似乎不可避免，但也很少提到愛德華一世）。家庭是伊麗莎白時代和詹姆斯一世時代大多數戲劇的中心，因為它是那個時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核心；在馬洛那里，家庭是可以被忽略、輕視或者違背的東西。馬洛的兩個主角殺了他們的兒子卻沒有懊悔的跡象；大多數人都更喜歡男性友誼而非婚姻或者親屬關系；所有人都堅持，親密關系應當自由選擇。在他父親死后，愛德華馬上叫來了加維斯頓；巴拉巴斯選擇了伊薩默爾而不是阿比蓋爾；浮士德黏著他親愛的梅菲斯特；另外，比起與奇諾科拉特一起的愛情場景更充滿激情的是，帖木兒贏得了特瑞達馬斯熱烈的忠誠。 其后果就是，在這一時期，正常情況下決定身份的神圣關系和血緣關系的結構瓦解了，這使得主角們實際上自生自滅，他們的名字和身份不由他人而由自己給出。的確，自我命名是這些戲劇中的一件要事，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復，就好像主角只有不斷地更新他們有意志的行動（acts of will）才能繼續存在。奧古斯丁曾經在《上帝之城》中寫道：“如果上帝從現存的萬物中收回我們所謂的他的‘建構權力’，那么這些現存的萬物就不再存在，就好像他們在被制造出來之前并不存在一樣。”35 馬洛的世界具有時間和空間的中立性，這種“建構權力”必須存在于主角自身當中；如果它在某一瞬間消失了，那么他可能會墮入虛無，用巴拉巴斯的話來說，變成“一塊無意義的泥土/ 會被水沖洗成塵埃”（1.450-51）。因此，主角被迫重復他的名字和他的行動，馬洛將這種受迫與戲劇聯系在一起。主角的再次呈現（re-presentations）隨著戲劇不斷重復的表演而逐漸消失。
拜德雅·人文叢書: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 作者簡介
◎ 作者簡介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美國著名文學史家、莎士比亞研究者，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代表人物，哈佛大學約翰??科根校級特聘教授，《諾頓版莎士比亞全集》主編，普利策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獲得者。著有《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俗世威爾——莎士比亞新傳》《亞當夏娃浮沉錄：一千個哈姆雷特》《暴君：莎士比亞論政治》《大轉向：看世界如何步入現代》《莎士比亞的自由》等書。 ◎ 譯者簡介 吳明波，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西方古典學。 李三達，文學博士，湖南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國理論與視覺文化。
書友推薦
- >
月亮虎
- >
朝聞道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經典常談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姑媽的寶刀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本類暢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