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之后-戰后制度、戰略約束與秩序重建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3960
- 條形碼:9787552033960 ; 978-7-5520-3396-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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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之后-戰后制度、戰略約束與秩序重建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對國際關系、世界政治感興趣的廣大讀者。《勝利之后:戰后制度、戰略約束與秩序重建》主要論述了大戰之后,實力激增的戰后國家如何運用其實力優勢重構國際新秩序,并分析其構建秩序的內在邏輯及其所構建秩序的特點。本書提出了三個關于戰后秩序構建的核心問題:在重要歷史關頭(大戰之后),新興強國面臨的選擇邏輯是什么?如何解釋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秩序建設中領導過越來越多地采用制度戰略?為什么工業化民主國家1945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戰之后依然保持了超凡的穩定?
本書以1815年、1915年和1945年三次戰后秩序的重建為例,展現了近200年來的國際秩序變遷,并以此為線索,論述了各階段不同主導國構建秩序的邏輯選擇,指出憲法秩序在此期間的遞進態勢,并就傳統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觀點在分析秩序建構時顯露出的不足提出自己的批評。
勝利之后-戰后制度、戰略約束與秩序重建 內容簡介
冷戰的結束引發了巨大的轟動,讓人不禁憶起1815年拿破侖戰爭以及1919年和1945年兩次世界大戰落幕后的關鍵時刻。伊肯伯里在本書中拋出一個問題:戰勝國要如何行使新掌握的權力,又將如何憑借這股力量構建新秩序?通過研究世界近現代史上的戰后安排,他認為:強國確實會尋求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但隨之誕生的秩序類型取決于這些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承諾并約束自身權力。
作者解釋道:憑借20世紀民主理論的傳播和國際制度的創新運用,秩序的建構才超越了傳統制衡政治的范疇,呈現出“憲法”特征。這兩大趨勢都與美國崛起成為世界強國息息相關,盡管各國實力迅速變化且嚴重不平衡,但美國政體的開放特質,以及由多邊制度織就的網絡,讓美國得以進行戰略約束,與工業化的民主國家建立穩定的關系。
《勝利之后》將比較政治與國際關系、歷史與理論融為一體。讀者如果意在探究全球秩序的組織形式、世界政治中的制度作用,以及歷史上的戰后安排給當下帶來的經驗教訓,應能從中獲益良多。
勝利之后-戰后制度、戰略約束與秩序重建 目錄
新版序言
2001年初版序言
致謝
**章??秩序問題
第二章??秩序的類別:
????????均勢秩序、霸權秩序與憲法秩序
第三章??秩序形成的制度理論
第四章??1815年戰后安排
第五章??1919年戰后安排
第六章??1945年戰后安排
第七章??冷戰之后
第八章??結語
附錄一??戰后安排
附錄二??大國實力排行
附錄三??大國高科技指標
注釋
勝利之后-戰后制度、戰略約束與秩序重建 節選
兩大戰后安排 第二次世界大戰促成了兩大戰后安排。安排之一是應對與蘇聯關系的惡化,并以確立“遏制秩序”而告終。這是建立在均勢、核威懾和政治、意識形態競爭為基礎的安排。安排之二是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敵對、政治動蕩及其帶來的新世界秩序,并以西方工業化民主國家及日本之間建立廣泛的新制度、新關系而告終。這一安排建立在經濟開放、政治互惠和對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政治秩序進行多邊管理的基礎上。15
這兩大安排有著不同的政治構想和理論背景,美國總統在關鍵時刻對此都進行了闡述。1947 年3月12日,杜魯門總統向美國國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宣布對希臘和土耳其進行援助,并將其納入美國支持全世界自由事業的承諾中。杜魯門主義的演說是奠定“遏制秩序”的時刻,它團結美國人民投身新的偉大斗爭中,反對蘇維埃共產主義主導的危險世界。杜魯門告訴美國人民,“一個決定命運的時刻”到來了。世界各民族“必須在兩種生活方式中做出選擇”。杜魯門宣布,如果美國的領導失敗了,“我們將會危及世界的和平。”16
然而我們忘記了,就在這一歷史性宣言的六天之前,杜魯門在貝勒大學發表了同樣振聾發聵的一次演說。在那里,杜魯門談到世界必須吸取20世紀30年代大災難的教訓:“隨著30年代每一場經濟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的悲劇后果越來越明顯。從實施霍利、斯穆特提出的關稅政策開始,世界齊聚渥太華,實行帝國特惠制;渥太華會議之后,納粹德國采取了某種精致而具體的限制措施。”杜魯門重申美國對“經濟和平”的承諾,具體包括削減關稅、促進貿易投資的規則和制度等。他指出,在解決經濟分歧的安排上,“必須考慮所有國家的利益,從而找到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沖突將會歸化在一個由多邊規則、標準、保護和爭端解決程序組成的鐵籠子里。杜魯門認為:“這就是文明共同體之道。”17
“遏制秩序”可謂世人皆知。它是二戰結束不久發生的著名歷史事件,美國官員力爭了解蘇聯的軍事力量和地緣政治意圖。二戰結束早期,少數“智者”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全球挑戰做出了一貫而符合理性的回應。18遏制主義成為數十年間表述美國外交政策透明度及其意圖的核心概念。19在隨后數十年間,諸多官僚機構和軍事組織建立在遏制傾向的基礎上。世界走向兩極對峙、核武器大規模發展和技術進步、兩種擴張性的意識形態發生沖突,所有這些情勢都賦予處于核心的“遏制秩序”生命力,后者也因此得以鞏固。20
相比而言,西方秩序的理念、政策更為分散和廣泛。西方內部的議程并非明顯是一個專為推進美國安全利益而設計的“大戰略”。其結果是,冷戰期間,這一議程不可避免地被視為次要戰略,是經濟學家和美國商業的專注領域。支持發達工業化民主國家之間自由貿易、經濟合作的政策和制度是典型的“低度政治”事務。但是,這是一種歷史錯覺。西方安全建立在如下復雜多樣的理念基礎之上:美國的安全利益、引發戰爭和經濟蕭條的因素、戰后政治秩序所擁有的適宜而有利的基礎,等等。盡管“遏制秩序”使之相形見絀,但西方工業化國家間秩序的理念卻更扎根于美國經驗和對歷史、經濟學和政治秩序來源的深刻理解之中。
美國思考戰后西方秩序的*基本信念是,導致世界蕭條和將世界分裂為相互競爭集團的、封閉而專制的地區分隔應徹底打破,并代之以開放、無歧視的世界經濟體系。在一個封閉和排他性經濟區組成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存在和平與安全的。自由多邊主義的挑戰者,幾乎存在于發達工業化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德國和日本當然是*公開和敵對的挑戰者。兩者都尋求進入現代工業時代的危險道路,即將專制資本主義和軍事專政、強制性的地區獨裁結合起來。但是,英聯邦和帝國特惠制也是對自由多邊秩序的挑戰。21倉促起草的《大西洋憲章》代表了美國力爭英國人接受自由主義民主的戰爭目標的意圖。22這一關乎原則的聯合聲明強調:自由貿易,國家在平等基礎上獲得原料,在經濟領域進行經濟合作以提高勞工標準、雇用安全和社會福利。羅斯福和丘吉爾意在告訴世界他們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中所吸取的教訓,這些教訓從根本上講都關乎如何恰當地建構西方世界經濟。不僅對美國的敵人,對美國的朋友也要進行改革并平等對待。23
羅斯福希望用《大西洋憲章》來換取英國不將戰爭用于獲取領土和堅持經濟帝國主義的目的。他這樣做的部分意圖是,防止重復出現他所認為的一戰后嚴重傷害和平的情勢:在美國不知曉的情況下達成聯合陰謀和秘密諒解,從而削弱了威爾遜“十四點計劃”的效力。此外,羅斯福也希望在美國依舊處于強勢之際,尋求盡早與英國就戰爭目標達成協議。這也是羅斯福及其他美國官員從威爾遜的經歷中吸取的教訓。24
羅斯福簽署《大西洋憲章》是希望將歐洲民主國家鎖定在一個開放、接受管理的戰后秩序上。羅斯福與國務院許多官員共同持有的看法是經濟封閉和歧視是導致20世紀30年代政治沖突和不穩定、*終導致戰爭的根本原因,開放而穩定的經濟秩序對確保戰后和平至關重要,這些看法日后也得到了杜魯門的回應。25這是得到普遍認同的觀點。著名的共和黨外交政策專家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贊成《大西洋憲章》及其關于戰后世界的側重點,即允許“沒有帝國主義的增長”,佐之以“致力于普遍福利的國際機構”,并在每個國家建立確保經濟逐步開放的“常規程序”26。在1944年的大選中,民主黨戰后外交政策委員會重申對“穩定的、相互依賴的世界”的承諾,呼吁美國戰后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以防止軍事侵略、擴大國際貿易、確保貨幣穩定和經濟穩定。27
當然,遏制秩序并非在戰時刻意規劃而成,它的出現也不完全在意料之內。盡管丘吉爾和其他英美官員已經開始懷疑蘇聯的戰后意圖。直至1945年3月逝世,羅斯福一直相信他能夠對付斯大林,為美蘇參與全球國家間關系之合作管理的戰后秩序來開辟道路。28正如惠勒—貝內特(Wheeler-Bennett)和尼科爾斯(Nicholls)指出的:“戰爭伊始,在美國和蘇聯都不是參戰國之時,他就設想建立致力于和平、塑造戰后世界的蘇美伙伴關系。其后當它們成為并肩戰斗的盟友之時,這一想法得到了鞏固而不是削弱。蘇聯和美國被選派擔任超級警察的角色,在聯合國的主持之下監管東方和西方……羅斯福總統始終相信,只有他本人能夠創造這種被視為不可能的奇跡。”29
在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等一系列峰會上,盟國領導人力圖協調他們的軍事行動,就安排條款——包括領土問題、德國的處理、戰后國際和平維護組織的形式——進行談判。直至雅爾塔會議,羅斯福的目標是將盟國勝利者發展為大國維持和平組織。英國和中國可以加入蘇聯和美國的行列,它們將基于地區責任實施和平。30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理念建立在大國維系合作的能力基礎之上。戰爭結束之際,立即出現了不和諧之聲。隨著世界大戰轉為冷戰,兩大戰后安排開始成形。然而,即使與蘇聯合作的前景趨于黯淡,美國促進穩定經濟開放的議程——這是銘刻在《大西洋憲章》中的承諾——依舊是戰后秩序建設的核心。1947年之后,它成為西方民主國家所追求的議程,范圍因而變得狹窄了。美國更直接地介入其中,實施了精心規劃的制度戰略。
勝利之后-戰后制度、戰略約束與秩序重建 作者簡介
G. 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普林所頓大學政治系及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的阿爾伯特·G .米爾班克( Albert G. Milbank )政治和國際事務教授,普林斯頓國際安全研究中心聯合主任,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韓國首爾慶熙大學全球杰出學者。在牛津大學萬靈學院擔任客座研究員。2013—2014年,擔任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第72任伊斯曼客座教授( Eastman Visiting Professor )。在最近的一次國際關系學者調查中,伊肯伯里在“過去20年中在國際關系領域創作最佳作吊的學者”中排名第10,“過去5年中創作最有趣作品的學者”中排名第8。
他在國際關系領域著述頗豐,主要作品包括:《一個民主安全的世界:自由國際主義與全球秩序危機》(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2020),《自由利維坦:國制度的起源、危機與轉型》(Liberal Leviathan :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ystem,2011)。《勝利之后,戰后制度、戰略約束與秩序重建》一書首版獲得2002年美國政治科學協會授予的“施羅德一杰維斯國際歷史與政治最佳圖書獎”。
此外,伊肯伯里還編寫或聯合編寫了14本書,并撰寫了130篇期刊論文、論述和書籍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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