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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歷到康熙 一次歷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9136914
- 條形碼：9787209136914 ; 978-7-209-13691-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從萬歷到康熙 一次歷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 本書特色
★本書為原復旦大學歷史系老學者朱永嘉作品集之第5種，是朱永嘉先生繼《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之后的又一明史研究力作。★朱永嘉先生早年致力于明史研究，并曾得到吳晗的贊賞。本書主要用力在于明朝后期歷史研究。全書截取從明代萬歷到清代康熙年間的歷史，總結明亡清興的歷史經驗教訓。其中關于明末黨爭與明清易代之際政治斗爭的觀點尤其值得關注。★本書是一次對歷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從明朝的萬歷時期到清朝的康熙時期，正好是舊王朝走向衰亡以及新王朝朝崛起的過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王朝興衰周期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如何探索并走出一條跳出周期率的新路。作者提出要不斷做新的探索才能跳出周期率，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二是如何闖出一條新路來。★作者朱永嘉先生是素養深厚且博覽典籍的歷史學者，又曾經歷宦海沉浮，其作品援引歷史典籍，深入淺出，反思過往，聯系當前，能保持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思考的深度。
從萬歷到康熙 一次歷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 內容簡介
本書是朱永嘉先生繼《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之后又一部明史研究專著。本書從明代后期財政問題及社會演變講起，敘述明朝滅亡與清朝建立的經過，以及清初鞏固統治、加強對邊疆地區控制的具體情況，重點在于總結明亡清興的歷史經驗教訓。從明朝的萬歷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王朝興衰周期律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也是本書命名之由來。作者藉此提出探索并走出一條跳出周期率的新路的見解。朱永嘉先生曾歷經宦海沉浮，此書反思過往，聯系當前，其中關于明末黨爭與明清易代之際政治斗爭的觀點尤其值得關注。
從萬歷到康熙 一次歷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 目錄
序 言
**講 世界貿易與明代財政問題
一、明朝的貨幣問題——大明寶鈔的廢棄
二、明代白銀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問題
三、從朝貢貿易到海禁的有限度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與廣州的澳門
四、海上的絲銀之路
五、白銀成為流通的主幣以后，對明財政收支的影響
第二講 張居正及其改革
一、敘言
二、張居正的出身及其入仕時的制度背景
三、張居正入閣以前的歷史背景——嘉靖時期的政治問題和社會矛盾
四、隆慶皇帝時內閣的情況
五、馮保與高拱的對立及張居正執政
六、張居正執政方略
七、張居正與萬歷之間的矛盾
八、張居正之死及明朝政局的變化
九、結語
第三講 萬歷怠政與明末黨爭
一、隆慶這個皇帝的德性
二、萬歷這四十八年皇帝怎么做的
三、沖幼時期的萬歷帝
四、醉生夢死、唯利是圖的萬歷皇帝
五、萬歷搜刮民財之礦監與稅監
六、萬歷怠政與明朝官僚機構的癱瘓
七、關于爭國本的問題
八、妖書案和福王之藩
九、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
十、東林黨與閹黨之爭
十一、閹黨的一時猖獗及其滅亡
第四講 清朝興起與明朝滅亡
一、滿族的興起與后金的建國
二、明朝遼東形勢的崩潰
三、皇太極即位以后所面臨的形勢與抉擇
四、皇太極時期明清之間的較量
五、崇禎時期對清作戰的屢次失利
六、明末農民起義的興起與發展
七、農民軍力量的壯大與政權之建立
八、農民軍攻占北京的歷程與崇禎之死
九、怎么看崇禎這個明朝的*后一個皇帝
第五講 李自成的潰敗與南明的抗清活動
一、敘言
二、順治福臨如何繼承帝位
三、李自成進京以后清政府的直接反應
四、李自成軍進京以后農民軍的精神狀態
五、吳三桂的“沖冠一怒為紅顏”
六、山海關一役的前前后后
七、多爾袞帶清兵進入北京以后的各項重大措施
八、多爾袞入京以后對全國政局采取的基本策略
九、大順政權的潰敗與清政府統一北方地區
十、福王政權的極度腐朽與黨爭再起
十一、左懋第北使之事
十二、復社紀事
十三、江北四鎮
十四、南明政權對清兵即將南下的認識和準備
十五、左良玉東進討伐馬士英
十六、清師南下，福王政權的覆滅
十七、江南地區江陰等地的抗清斗爭
十八、江南的奴變——南明政權瓦解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
十九、兩年小結
二十、浙閩地區魯王與唐王的抗清斗爭及清政府對江南沿海剿撫并行的政策
二十一、鄭氏父子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反清活動
二十二、桂王政權抗清活動始末
二十三、鄭成功北伐及清朝的遷界事件
第六講 順康間的經濟政治與統一帝業的完成
一、清初的各項經濟政治措施
二、多爾袞與福臨——順治十八年的前期和后期
三、康熙親政前后所面臨的局勢和問題
四、平定三藩之亂
五、收復臺灣
六、邊疆與中原統一的歷史因緣
七、俄羅斯東進與《尼布楚條約》以及《布連斯奇條約》《恰克圖條約》
八、康熙初年漠北喀爾喀三部內款與親征噶爾丹
九、清政府與準噶爾部對藏區統治權的爭奪
十、青海羅卜藏丹津的平定
十一、雍正、乾隆年間對準噶爾部的征伐
十二、乾隆時期回疆的平定
十三、土爾扈特回歸
后 記
展開全部
從萬歷到康熙 一次歷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 節選
序 言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六人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的隆重歡迎，其間雙方多有交流，黃炎培《延安歸來》一書對延安之行做了詳細記述。書中提到他與毛澤東交談，毛澤東問黃炎培有什么感想，黃炎培說：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說：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二人的談話對中國歷史上的周期率做了一個總結，那就是各個王朝從建立到滅亡無不經歷了興衰成敗的過程。西漢到了元、成、哀、平，便一代不如一代了，外戚專權，王莽取而代之，*后被綠林與赤眉的農民起義推翻了統治。東漢到了后期，先是黨錮之禍，接著是外戚與宦官之間搞得你死我活，董卓帶兵進京，導致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東漢隨之滅亡。魏晉時期，司馬炎通過陰謀欺人孤兒寡婦而掌握政權，后來晉武帝搞了一個分封諸侯王，結果是八王之亂，北方變成十六國的亂局，逐漸發展成為南北朝對立的局面。隋朝也是一個短命王朝，隋煬帝的窮奢極侈及其發動的遼東戰爭，導致隋的滅亡，其本人也在揚州死于非命。唐朝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國家繁榮昌盛，一場安史之亂使唐朝由盛而衰，*后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演變成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國。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比較軟弱的王朝，杯酒釋兵權自卸武裝，結果無法應付北方崛起的契丹的遼和女真的金，南宋后來偏安在南方，為元所滅。這里實際上應包括兩個周期率，一個王朝從興到衰是一個周期；還有一個周期率，那就是從衰到興，這在中國歷史上便是改朝換代。農民革命運動推翻一個舊王朝，建立一個新的王朝，就是由衰而興的周期。中國歷史上那么多次改朝換代，大多是在衰亡過程中，通過群眾的革命運動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便是通過這兩個周期率，才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那么有沒有可能讓一個王朝長盛不衰呢？有人做過這方面的嘗試，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建立大明帝國的朱元璋，他的意圖表現在其親自編修的《皇明祖訓》中。事實上，歷朝歷代的創業之主都想把自己的“家天下”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萬世不竭，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我們不妨分析一下朱元璋《皇明祖訓》所表現的愿望及明朝的實際結果，它說明朱明王朝還是逃不脫這個由盛而衰的周期率。研究一下明王朝如何由盛而衰，它的矛盾焦點在哪里，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因。朱元璋的《皇明祖訓》也不能說完全不起作用，它有積極的一面，但他的子子孫孫以天下為個人私產，不顧民眾疾苦，只知貪圖享樂以致亡國，朱元璋是無能為力的。明朝便是由萬歷皇帝開始走向衰亡的，*終還是農民起義推翻了舊王朝，為清朝興起奠定基礎。《從萬歷到康熙》敘述了一個舊王朝如何走向衰亡的過程，以及清朝如何崛起的歷史。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出身于布衣的帝王，一個是劉邦，另一個便是朱元璋。朱元璋確實是貧苦出身，出家做過和尚，以行乞化緣為生。后來他參加了紅巾軍起義，*終建立了明朝。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滅亡，前后傳了十七朝，一共276年，還是沒有能子子孫孫長期維持下去。朱元璋編了《皇明祖訓》，他立祖訓的目的很明確，希望子子孫孫傳至永久。《皇明祖訓》的文字太長，這里只能略舉若干條目，觀察其*終實際執行的情況。事實上它無法打破王朝興衰的周期率，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朱元璋的子子孫孫依舊無法避免衰亡的結局。朱元璋的祖訓，在一些方面發揮了作用，在另一些方面則完全無效。朱元璋《皇明祖訓》有一些用心良苦的話，他的子子孫孫都沒有將其當回事。《皇明祖訓》的序言中有這么一段話：“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甚相遠矣。”他還說：“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為樂，則國亡自此始。”(《皇明祖訓·祖訓首章》) 明代自仁、宣以后，君王多“以天下為樂”。明武宗正德皇帝是一個典型，神宗萬歷皇帝又何嘗不是如此？明朝那么多皇帝，除了朱元璋之外，沒有一個能夠做到范仲淹講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盡管朱元璋把祖訓立為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皇明祖訓·序》)，但他的子孫后代卻并不遵守這份祖訓和家法。朱元璋在序言中說：“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朱元璋活著，他的子孫還會裝裝樣子，他死后，子孫后代就把這份祖訓和家法棄之腦后了。 但并不是說朱元璋所定的祖訓家法完全無效，有的還是起了作用，如他在內令中做的一些規定還是被遵循的。如，為了切斷后宮與外廷的聯系，其中有這樣的規定：“凡私寫文帖于外，寫者接者皆斬，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凡皇后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凡宮中遇有疾病，不許喚醫入內，止是說證取藥。”“凡宮闈當謹內外，后妃不許群臣謁見。”(《皇明祖訓·內令》)這樣完全切斷了后宮與外界的聯系。如此規定的原因是為了防止女主專權，這一點終明一代是做到了。萬歷的母親在萬歷成婚以前能照看他，因為他10歲即帝位，尚未成年，需要母親照料。萬歷成婚以后，由張居正和司禮太監馮保輔佐照管。張居正死后，萬歷便無法無天，怠于政事，誰也管不了他。 內令中還有一條規定：“凡天子及親王，后、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恐有奸計，但是娼妓不許狎近。”(《皇明祖訓·內令》)這條規定是被嚴格執行的，目的是防止外戚專權，東漢便亡于外戚與宦官爭奪權力。朱元璋這幾條內令是吸收了歷史上的教訓而制定的，但并不妨礙皇帝尋歡作樂，而且更加便于帝王對后宮的控制和管理。 皇甫錄《明記略》稱：“《祖訓》所以教戒后世者甚備，獨無委任閹人之禁。”其實不然，《明史·宦官傳一》云： 明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內庭。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 可見朱元璋對宦官的管理和限制是非常嚴格的，但這一條他的子子孫孫并未遵守，而明朝之亡，則與宦官專權息息相關。明代宦官專權，也有一個歷史過程。建文帝嗣位，御內益嚴，詔出外稍有不法，許有司械問。在宦官問題上首先違反朱元璋定制的便是他的兒子永樂帝朱棣，其實靖難之役本身便違反了朱元璋祖訓中關于親王與天子關系的規定。《明史·宦官傳一》稱：“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為忠于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換句話說，從永樂帝開始便大量使用宦官干預政事。明朝的敗亡，某種意義上亡于宦官干政。魏忠賢在明熹宗時作威作福，全國各地為魏忠賢建造生祠，他興起東林黨案，整個朝廷都在閹黨控制之下。崇禎即位后雖然除掉魏忠賢，但他同樣信任宦官。冤殺袁崇煥，便是皇太極利用被俘的明朝宦官使用了離間計，崇禎聽信宦官之言而自毀長城。從這兩件事，可見宦官干政在明朝末期危害之大。 當然，對宦官也要做具體分析，明朝并非所有宦官都是奸惡之輩，也有少數比較忠誠的。但宦官要出問題，往往就是大問題，是涉及王朝存亡的大問題。秦朝的滅亡，就亡在宦官趙高身上，讀一下《史記》中胡亥、趙高、李斯三人的傳記就可以知道，秦始皇死在出巡的路上，為趙高提供了篡政奪權的機會。朱元璋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之鐵牌，是總結歷史教訓，他的兒子朱棣卻帶頭破壞了朱元璋的規定。顧炎武《日知錄·卷九·宦官》稱：“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守御、廷內掃除、稟食而已。……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故顧炎武認為：“是知宦官之盛，繇于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為本。”萬歷后期怠于政事，就是因為“閹人導君以酒色，導君以荒游，導君以侈御，導君以惡見正人”，結果“邪曲進，賢正沮矣”(《潛書·賤奴》)。黨爭由此而起，東林與閹黨之爭起于萬歷末年，至明熹宗時達到頂峰，*終導致明朝滅亡。明朝宦官之禍害的具體記載見于《明史·宦官傳》，此處不再一一細說。 朱元璋經歷過苦難，經歷過艱苦的斗爭，創立明朝后以三十年的辛勞建立起各種典章制度，*后活到71歲。他的后世子孫生活在宮廷之中，論生活條件，他們都優于朱元璋，卻大部分都是短命的，這也許與宮嬪眾多有關。我們只要看一下朱元璋以后諸帝之年壽即可明白，朱元璋的子子孫孫，是一代不如一代。今錄明代諸帝之年壽于下： 明成祖朱棣活了65歲，在位22年。明仁宗朱高熾活了48歲，在位僅僅1年。明宣宗朱瞻基活了38歲，在位10年。明英宗朱祁鎮10歲即帝位，24歲時土木堡之變被瓦剌所俘。景泰帝朱祁鈺21歲即位，在位8年。明英宗復辟后在位7年，活了38歲。明憲宗朱見深活了41歲，在位23年。明孝宗朱祐樘活了36歲，在位18年。明武宗朱厚照活了31歲，在位16年，這是歷史上著名的荒唐皇帝， 《明史·武宗紀》的贊語稱他：“耽樂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這就導致了朝綱混亂。明世宗朱厚熜活了60歲，在位45年。此人迷信長生之術，崇信道教。《明史·世宗紀》贊語稱他：“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余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明穆宗朱載垕活了36歲，在位6年。明神宗朱翊鈞活了58歲，在位48年。明光宗朱常洛活了39歲，在位1個月。明熹宗朱由校，活了33歲，在位7年。崇禎帝活了34歲，吊死于煤山，在位17年，是一個亡國之君。明代諸帝的壽命大體如此，年壽沒有超過朱元璋的71歲的。優越的生活條件，三宮六院的享受反而坑了他們，沒有節制的享樂是他們短命的原因之一。那么多皇帝中，明成祖朱棣還有一點作為，其他的大都怠于政事，明王朝的統治也勢必逐漸走向衰落。 朱元璋的《皇明祖訓》形成也有一個歷史過程。《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記載，洪武元年十一月建大本堂，那是太子朱標讀書學習的地方，朱元璋與太子有一段對話： 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明史·太祖紀》記載，洪武二年夏四月，“乙亥，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載洪武九年訓導葉伯巨應詔陳言，極論分封之弊，其云： 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后，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愿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后諸王有圣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余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結果朱元璋大怒，將其系死獄中，“后無敢言者”。事實上朱元璋一死，建文帝與諸王之間的矛盾便無法調和，他們都是建文帝的叔輩，削藩引起靖難之役，燕王起兵，取建文而代之。朱棣是一個非常殘暴的君主，看他如何對待建文帝諸臣，便可知其性格。 朱元璋《皇明祖訓》對于諸王分封后與天子的關系，動以親親之情。考察整個明代分封諸王的情況，在明成祖以后，他們的日子都不好過。萬歷所封諸子，結局都很悲慘。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稱：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黃宗羲之言撕下帝王制度之畫皮矣，這里的天下應指百姓。君主治國與百姓的關系，何者為主，何者為客，事實上是君主能否為百姓服務的問題。朱元璋《皇明祖訓》表達的無非是帝王之道，盡管他出身于貧苦農民，在其30年的統治中，也曾為窮苦百姓做過一些好事，但他建章立制的宗旨，還是離不開歷朝歷代帝王統治的觀念，希望他的子子孫孫能夠傳國永久。朱元璋去世以后，他的子孫同樣跳不出歷史周期率，王朝便避免不了會走向衰亡。 既然歷史上各個王朝都有興衰的周期，那么后人考察歷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總結歷朝歷代興衰的經驗教訓，思考如何才能跳出黃炎培所說的周期率的宿命，為自己提供借鑒。當年，毛主席所說的“民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只有人人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根本點。我們要不斷做新的探索才能跳出周期率，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二是如何闖出一條新路來。 2012年，我曾講授明史，前一半講稿敘述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得失，包括東宮制度、軍兵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2015年整理為《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一書，與這本《從萬歷到康熙》是姊妹篇。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重在強調朱元璋建立的政治制度源自其當時治國實踐中的實際需求，而他制定的各方面典章制度與中國古代傳統政治模式又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些制度設計得很完備，但實踐過程中都發生了衰變，那是因為制度要靠人去執行，人與人的關系發生變化，制度也會變化，有的甚至不知不覺地走向自身的反面，這方面的教訓值得人們去總結。在明王朝政治局勢的演變過程中，整套政治體系逐漸變形，使朱元璋立下的《皇明祖訓》完全失去效用。 《從萬歷到康熙》則從明代后期財政問題及社會演變講起，敘述明朝滅亡與清朝建立的經過，以及清初鞏固統治、加強對邊疆地區控制的具體情況，重點在于總結明亡清興的歷史經驗教訓。清朝統治的完全鞏固是由康熙帝完成的，可以說康熙時期也是清朝*強盛的時期，到雍正、乾隆時期已經逐漸走下坡路了。從明朝的萬歷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王朝興衰周期率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也是本書命名之由來。 明朝中后期，世界地理大發現之后，白銀通過海上絲銀之路的世界貿易大量流入中國，成為明朝主要的流通貨幣，對整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為了解決政治、經濟方面的社會矛盾，張居正進行了改革，在稅制上實施一條鞭法，對吏治進行大力整頓，使明朝的統治暫時穩定。張居正死后，出現了萬歷皇帝長期怠政的局面。萬歷10歲即位為帝，前十年在太后和張居正的監控之下，無法胡作非為。他成婚以后，太后不再管束他，隨后張居正去世，他變得肆意妄為，整日在宮中享樂，長期不與大臣見面，國家政事置之腦后，只活了58歲。萬歷帝晚年的三大案，導致了明末黨爭，加上遼東問題處置不當，三次加派賦稅使國內社會矛盾激化。天啟帝時，東林與閹黨的斗爭激烈，明朝統治便迅速走向無可挽回的衰亡。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滿族興起，建立后金政權，伴隨著明朝遼東形勢的崩潰，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迅速發展壯大，*終攻占北京，崇禎帝吊死在煤山，明王朝的統治由此終結。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替，很多時候都與統治階級的內部黨爭引起的社會矛盾激化、國家治理能力弱化有關，如東漢黨錮之禍與黃巾大起義，唐代牛李黨爭與黃巢起義。明末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同樣導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無法調和，同時對遼東的連年用兵造成財政不堪重負，財政危機以賦稅形式轉嫁給百姓后導致農民起義爆發，加之崇禎皇帝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一再失誤，這樣就形成了極其致命的惡性循環，依靠明朝自身已經無法解決這樣嚴重的社會危機。*終是農民起義的巨大力量打破了原來的社會結構，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促使相關社會矛盾以暴力形式得以解決。一是明朝宮廷的龐大消費集團消失了；二是清兵入關，取代了明朝的統治地位，造成明朝嚴重稅收問題的三餉加派取消了；三是清朝充分利用明朝降清的士大夫和軍事將領，迅速解決了南方腐朽的南明諸小朝廷。農民起義產生的這些影響，為清朝在順治年間建立起統一帝國提供了條件。當時留下的一些問題，如平定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三藩以及收復臺灣，鞏固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的管轄，要到康熙年間才得以解決。這一切與明末農民起義對明朝腐朽統治的摧毀是分不開的。從萬歷到康熙是一個歷史周期，而這個周期轉折的關鍵點是明末農民起義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康熙時代，可以說是清朝*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歷朝歷代中比較強大的時期。有興必有衰，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清朝同樣難以避免衰亡的命運，也無法逃脫出歷史周期率的宿命，*終辛亥革命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 當然，明末農民起義失敗的歷史教訓值得后人吸取，郭沫若曾為此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過《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讀了以后，寫信給郭沫若，他在信中有這么一段話：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親筆書寫的“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被放在中南海的大門前，意在告誡全黨，不能偏離立黨的根本宗旨。我們努力發展經濟，是為了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懂得人民的大多數是工農大眾，我們必須把工農大眾的利益放在**位。世界是勞動者創造的，發展經濟，沒有勞動者的辛勤勞動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一定要正確處理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不忘初心，也就是不忘建黨立國的宗旨，發展經濟是手段，是為了這個根本宗旨服務的。決不能倒置二者的相互關系，那樣的話就忘本了。我們不能忘記圣賢說過的話，荀子在《王制篇》中說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水是什么？水是人民大眾，也就是工農大眾，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如果傷害了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那么建黨與立國就失去了基礎。發展經濟的目的是讓我們的水源更加豐沛，那樣我們的國家才能更強大。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與魏徵有一段對話，李世民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貞觀政要·政體》)李世民親身經歷了隋末農民起義和隋朝滅亡，這是他的深切感悟。接下來魏徵說：“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圣旨。”(《貞觀政要·政體》) 此外，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以農耕文明為主的漢族與以游牧文明為主的北方少數民族之間長期存在互動與融合。《史記·匈奴列傳》詳細記載了秦漢時期漢族政權與北方匈奴之間的關系，魏晉南北朝時期鮮卑族建立的北魏，隋唐時期的突厥，宋代的遼、金與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崛起，這些都反映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關系密不可分。滿族是女真族的后裔，起源于大興安嶺，以狩獵為生。他們到了遼東以后，建立了嚴密的組織，即八旗制度，*初他們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附庸。萬歷年間政治腐敗，朝廷在遼東問題的處理上接連失策，使滿族得以坐大。因遼餉而來的三次加派，壓垮了明朝的經濟基礎。明朝在遼東軍事策略上的反反復復，對遼東用兵的失敗以及農民起義的興起，為清兵入關占領北京創造了條件。 清朝建立，為其出謀劃策的是投降清人的范文程和洪承疇，軍事方面起作用的主要還是明朝降將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他們幫助清朝消滅了南明殘余勢力。清朝的建制還是漢族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清朝統治者采取各項經濟政治措施以緩解社會矛盾，維護邊疆地區的領土完整，他們與漢族共同創造的成就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此外還應當注意的是毛主席回答黃炎培的那句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如何讓人民來直接監督政府官員，在體制和方法上還需要摸索，只有做好了這一點，我們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從萬歷到康熙 一次歷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 作者簡介
朱永嘉（1931—2023），歷史學者，原上海市委常委。早年師從陳守實、周予同、譚其驤等文史名家，曾任教于復旦大學歷史系。后從事秦漢史、三國史、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論李贄》《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劉邦與項羽》《論曹操》《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讀史求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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