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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思想再讀

作者:吳震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時間:2018-11-01
開本: 32開 頁數: 488
讀者評分:5分6條評論
本類榜單:哲學/宗教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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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思想再讀 版權信息

朱子思想再讀 本書特色

近些年來,陽明學研究如日中天,相比之下,朱子學研究卻略顯冷清。作為宋代新儒學的代表,朱子思想的豐富性仍有不斷解讀和展示的空間。面對當下“朱子學再出發”的學術呼吁,這本書對朱子學進行了一次“重新解讀”,旨在通過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進路,從朱子文本中“重新解讀”出以往被忽略或被遮蔽的朱子哲學的意義。作者專門擷取了朱子“仁學”“心論”“敬論”“工夫論”“鬼神觀”等典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專題史研究,以小見大,以點帶面,以重現朱子思想的整體性意義。

朱子思想再讀 內容簡介

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系列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書店,2011) 趙金剛《朱熹的歷史觀》(三聯書店,2018) 陳立勝《入圣之機:王陽明致良知教研究》(三聯書店,2019) 張衛紅《由凡至圣:陽明心學工夫散論》(三聯書店,2016) 陳來《馮友蘭的倫理思想》(三聯書店,2018) 陳來《孔子·孟子·荀子》(三聯書店,2018) 陳來《仁學本體論》(三聯書店,2014)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三聯書店,2010) 陳來《宋明理學》(三聯書店,2011)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三聯書店,2011)

朱子思想再讀 目錄

自序 一 論朱子仁學思想 引言:“仁”何以“難言” 一、仁性、仁道、仁體 二、對“程門言仁”的批評 三、心之德、愛之理 四、《仁說》義理構架 五、仁者天地之心 六、結語:朱子仁學“四句” 二 論儒家仁學“公共性”——以程朱理學“以公言仁”為核心 一、問題由來:何為“公共性”? 二、仁性愛情:不可“以愛為仁” 三、以公言仁:“公而以人體之” 四、朱子釋仁:“惟公然后能仁” 五、結語:反思“兩德論” 三 “心是做工夫處”——關于朱子“心論”的幾個問題 一、心是做工夫處 二、虛靈自是心之本體 三、心者人之神明 四、心里光明照徹 五、心即理與心生道 六、心本善 七、仁即心 八、全體大用 九、結語:人心兩元論 四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關于朱子“敬論”的幾個問題 引言 一、問題由來:秦漢以來無人識“敬”字 二、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三、以敬為主而心自存 四、將個“敬”字收斂個身心 五、主敬工夫諸說 六、結語:敬以存心抑或心以主敬? 五 格物誠意不是兩事——關于朱子工夫論思想的若干問題 引言 一、問題由來:朱熹格物論的形成 二、格物致知是《大學》**義 三、從“察之于身”到“反身窮理” 四、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不是兩事 五、結語:儒家工夫系統論 六 政治文化視閾中的道學工夫論——有關朱子工夫論思想的一項新了解 引言 一、程明道“以誠意感動人主” 二、尊德性與道問學“互相發明” 三、“吾平生所學”只有正心誠意“四字” 四、結語 七 宋代政治思想史中的“皇極”說——以朱子《皇極辨》為中心 一、有關“皇極”概念的傳統解釋 二、朱子對“皇極”的新解釋 三、政治文化視閾中朱子“皇極”說的意義 四、結語 八 鬼神以祭祀而言——關于朱子鬼神觀的若干問題 引言 一、朱子鬼神論述的類型及其基本立場 二、鬼神有無: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 三、以氣釋鬼神 四、鬼神以祭祀而言 五、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 六、結語 征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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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思想再讀 節選

《朱子思想再讀》自序 一 當今的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領域已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各種專著層出不窮,它們在理論廣度、議題深度以及詮釋視野和方法取向等方面都出現了喜人的變化。然而一段時期以來,我一直有一個疑惑,與陽明學以及陽明后學研究領域的各種專題論著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的學術現象相比,朱子學以及朱子后學研究領域的專題論著卻有略顯“冷清”之感。就筆者管見所及,撇開海外學界不論,就大陸學界而言,自1981年張立文先生《朱熹思想研究》和1988年陳來先生《朱熹哲學研究》出版以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以哲學史或思想史為視域的朱子學研究的專著(個別有關經學、傳記以及論文集等專著或編著不在其列)竟然極為罕見,不免令人唏噓。我的一個直觀感受是:朱子研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陽明學與朱子學研究態勢一消一長之現象是耐人尋味的,其中的深層原因無法細究,因為原因顯然有多種多樣。概而言之,僅從思想史的層面看,11世紀之后,作為儒學新形態的理學思想大大促進了儒家義理學的理論拓展,然而自16世紀以降,另一種理學新思潮——陽明心學的橫空出世,更表現出一股巨大的思想能量,不僅使儒學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而且也加速了儒學的世俗化轉向,亦即作為士人文化或知識精英的儒學思想的影響力經由民間社會的滲透而得到了空前的爆發式增長。譬如陽明后學中的“二溪”(王龍溪與羅近溪)不僅有高度的理論抽象能力,他們的心學理論已足以成為審視陽明學的重要坐標,而且他們熱衷于講學活動,龍溪年近八十猶講學不輟,而近溪在逝世前幾年于南京講學一月有余,聽眾竟達一萬多,可以想見,心學在當時引發了空前絕后的社會效應,這是17世紀中葉入清之后再也無法看到的現象。正是由于大批心學家基于孔子“學之不講,吾之憂也”的精神,投身于民間講學,從而使得陽明心學很快便轉化為一場思想運動,加快了儒學下滲庶民階層的滲透速度。這就為我們審視儒學與社會的互動提供了重要視角,儒學的思想活力正是在晚明時代經過了社會化、民間化的轉向而得以激活,這促使我們認識到,作為心學的儒學已經不再是一種知識工具而已。 相比之下,有一個事實不能回避:朱子學在元明時代被定格為科考制度下的官方學問之后,遂成為一種固態化的知識體系。而其內部的思想活力便日漸萎縮,整個明代朱子學的理論發展乏善可陳,特別是在陽明心學以及明代氣學等思想輪番夾擊下,朱子理學幾乎已難以做出有力的理論回應。舉例來說,當歷史的步伐走向明末清初,明末大儒劉宗周雖對心學末流乃至陽明學不無微詞,然其思想旨趣無疑更接近心學,而與理學自覺地保持距離,故有“新心學”(荒木見悟語)之稱,而另一位大儒王夫之雖力圖顛覆心學而重建道學,然其理論趣向則與橫渠氣學更具親近感。入清之后,特別是18世紀的清代中葉,大批知識精英熱衷于文史傳統的重建,以為徹底推翻宋學便可直入漢學的學術殿堂,因而專心于音韻、訓詁、考據之學,以為學術之真諦就在于搞清楚字義訓詁、經典史實,他們或因皇家召喚而從事大型叢書的編纂,遂使身心俱疲而難以有閑暇時間去從事系統性的義理思考;當然他們之所以愿意從事這種繁瑣的考據工作,或是為了擺脫當時嚴酷的文字獄網羅。只是在經史考據之風的影響下,朱子學*終被政治意識形態所架空,漸漸淪為一種“護教形態”。盡管從制度層面看,朱子學在科考制度籠罩下,仍然不失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知識典范,但其思想已經難以再現新的理論活力。 另一方面,朱子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有關天道性命的哲學思考卻不斷受人質疑或批判,出現了如戴震、凌廷堪或阮元等人的新禮學或新人性論,而以汪的中新荀學為代表的新子學的出現雖為當時的考據學時代多少帶來了一些新氣象,但這些思想學說由于不合當時的學術主流,幾乎不受人待見,卻又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道、咸以降,在內憂外患的時局逼迫下,宋學又重新抬頭,朱子學仿佛有了一時中興的跡象,出現了像曾國藩、倭仁、朱一新等一批朱子學者,然而朱子學(當然也包括陽明學)的衰落命運卻已經無法得到根本上的改變了。 當然,若從哲學史的角度看,朱子學在前現代的歷史命運并不意味著朱子哲學就不存在理論發展的可能性,朱子哲學應當有其自身的內在理論活力,因為哲學所重在于理論理性的思考以及對宇宙人生等根本問題的追問,由此而形成的哲學理性以及理論價值既被賦予某種歷史形態,并在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得以自我展現,同時又具有超出社會歷史階段的普遍性意義,并不由某種特定的歷史境遇來決定。因此,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朱子學研究是否還有重新開拓的余地?抑或重新解讀朱子學是否還有什么重要的“法門”未被發現? 無疑地,自20世紀80年代的朱子研究成為某種典范之后,若要有所突破,不僅需要廣泛吸納海內外朱子研究的學術新成果,更要深入朱子文本的內部,并對自己的理論視域以及問題意識等研究取徑做一番自省工作。特別需要反省的是,自現代西方的學術范式及知識體系涌入中國之后,整個傳統中國的古典學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面臨被拆解或分化的危機,儒學乃至宋明理學的研究亦概莫能外,人們似乎已習慣于現代性的一套哲學觀念模式,以至于理學思想原有的整體性和獨特性卻湮沒不彰。所以關鍵在于:我們必須回歸文本本身,著眼于其中的基本問題,盡量拓展理論視野。就結論言,本書對朱子學的“重讀”屬于一種問題史研究,正是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多重探討,或可能促進我們獲得對朱子哲學旨趣的新發現。 二 本來,宋明時代理學或心學的核心關懷在于:天道人性、天理良心、本體工夫等理論重建;不論是朱子理學還是陽明心學,作為儒學思想的一種理論新形態,更有強烈的重整秩序等政治關懷以及身心修煉等精神領域的宗教蘄向。因為,經由宋明時代的發展,儒學充分表明出它既是一種哲學思想,更是一種文化傳統、價值體系,倘若以現代學術范式來分而治之,將儒家文化視作互不干涉的哲學史、思想史或學術史的不同門類(雖然我們不必對這類專門史的研究加以排斥),則其研究結果對于把握儒學思想精神而言,終不免隔靴搔癢。具體而言,即以朱子學為例,除了理氣論、人性論或本體論等思想建構以外,朱子有關仁學問題、人心問題、工夫問題、宗教問題等理論思考也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儒學思想的哲學內涵,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史與論的綜合考察,對于全面揭示朱子學的義理系統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值得展開深入的思想探討。 本書所收八篇文章主要就上述朱子思想中的各種問題展開專題性的探討,之所以稱作“思想再讀”,是由于這些問題在前人的研究中也有所關注,而本書所做的主要工作在于“重新解讀”——即相對于前人研究而言,更注重從朱子思想文本中“重新解讀”出未曾發現的某些理論新意。故本人的意圖并不在于全面描繪朱子思想的“世界地圖”,也不在于理學史的客觀重建,因為所謂的歷史“重建”往往難以容納任何立場預設的思想詮釋,而對于任何一種思想文本的“重讀”都需要解讀者對文本的重新理解;本書旨在通過“重讀”朱子文本以重新理解朱子思想,揭示以往有所忽略的另種的朱子學特有風貌。 在“重新解讀”這個大前提下,首先要考慮的是文本的思想性與解讀的視域如何交織。首先“文本”的思想性會涉及好幾個方面,因為朱子的思想文本實在數不勝數,如何從中擇取重要的文本以發現其“思想性”,這個工作有點像“大海撈針”一般,令人難以下手;所以問題的另一面便是:你的文本選擇取決于你想探討什么問題或者究竟有什么問題可以令你感到有無窮的理論趣味。例如本書所收的《論朱子仁學思想》以及《論儒家仁學“公共性”》這兩篇去年剛發表的“新作”,就論題而言,其實算不上什么“新”,因為“仁學”歷來是中國哲學的老問題,而這一問題近年來也已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學術“熱點”,甚至已有專著出版(如牟鐘鑒《新仁學構想》以及陳來《仁學本體論》)。筆者只是覺得朱子仁學的理論構架、思想旨趣仍有重議的余地,正是通過對朱子文本的系統解讀,我發現其仁學思想的核心論旨可以用“仁學四句”來歸納,僅以耳熟能詳的“心之德愛之理”六字是不可窮盡的,更不能誤以為朱子對“仁”的理解只有抽象的“天理化”這一根筋;事實上,朱子的“仁學四句”表達了豐富的哲學意涵:“仁”不僅具有“天地之心”這一宇宙本體論的意義以及“心之德愛之理”這一仁學倫理學的意義,而且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依據,更具有“人之所以盡性至命”這一德性倫理的實踐意義。因此,歸結而言,如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儒學即“仁學”(徐復觀語),那么,其成熟的理論形態則非朱子莫屬,盡管陽明心學在另一種意義上,推進了“一體之仁”的理論發展。 至于“仁學公共性”的問題,此前學界則重視不夠。此章原與上面一篇是一體而成的,后拆成兩篇發表,是由于雜志字數所限的原因所致,不過,在后來的改寫過程中,我又有一些新的問題發現,從而得以采用專題的形式來加以處理。所謂新的問題,涉及我對此問題的一個解讀視域。我發現,宋代程伊川對仁學的兩大解釋:仁性愛情說和以公言仁說,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特別是后一項思想命題,對于我們重新思考儒家仁學的“公共性”問題十分關鍵。因為近代以來,尤其是在五四時期的啟蒙敘事或道德革命的影響下,總以為理學鼓吹的封建禮教必須為中國人為何老是“一盤散沙”的國民性承擔罪責,如果說理學的*終根源在于儒學,那么,儒學也應當為中國人為何老是喜歡講親親之愛的“私德”而普遍缺乏社會公共倫理的“公德”承擔罪責,于是,“以公滅私”幾乎成了近現代以來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乃至社會革命的主旋律。可以理解,在一個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時代,人們的眼光總是整齊一律地朝向未來,相信未來充滿希望,并不愿平心靜氣地回顧“歷史”和訪問“傳統”,相反,卻一味地指責“傳統”為落后、為倒退、為政治不正確。在近代中國一百年來,五四和改革開放初期就是兩個*為典型的理想主義時代。 但是,冷靜一想我們卻會發現一個歷史的悖論,以批判儒學為標識的所謂“以公滅私”或“大公滅私”卻不免與儒學強調的天下為公觀念存在某種思想的連續性。如果我們將公私問題置于倫理學的領域看,那么,任何對于一己之私欲的克服以實現道德價值,乃是倫理學的當然要求。然而更重要的是,欲以“公德”消滅“私德”的兩德二元對立論其實恰恰是對儒家仁學的一種莫大誤會,導致我們不能深入地領會在仁學的文本后面除了含有親親仁愛這一私德之意涵以外,更有強調仁愛精神的公共意識以及對于社會“公德”問題的強烈關懷。因為事實上,“仁”作為“天下公共之理”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體落實為“親親、仁民、愛物”這一富有人文精神的公共社會的建構,作為宋明理學的一項重要共識——“萬物一體之仁”則是建構人類社會共同體的重要思想資源,因此,作為普遍存在的“仁”又具有重新安頓社會秩序的具體性。由此可見,朱子思想的“仁學”文本經由重新解讀,便延伸出“公德”與“私德”這一所謂“兩德論”如何重建的問題,進而揭示了宋明理學向來有重視社會公共性等問題的理論關切。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一層,就有可能誤失儒家仁學的意義,也會失去轉化自己的“私德”以重建現代社會性“公德”的機會。 三 歷來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一種“心”文化,中國人特別重視“心”的問題,然而有關“心”的表述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一點則是明確的,“心”是一個*為棘手而難解的問題。比較消極負面的說法有“人心如面”(語出《左傳》),這意思是說,每個人的心思都是難以捉摸、善變多樣的,就好像每個人的臉都各有特征、不可能完全同一那樣。在中國*早的一部史書《尚書》中,就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記錄,據說這還是堯舜禹三代相傳的心傳秘訣,告誡人們需要對人心走向時常保持高度警惕。饒有興味的是,就在《尚書》中,已經出現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的觀點,認為人心是靠不住的,需要一個外在的東西來加以控制和管理。 至于孔子,顯然也非常關注“心”的問題,如其主張的“內自省”“內自訟”其實就是一種非常深刻的“心自咎”(朱子語)的自我審視方式,只是在“心”的定義問題上,孔子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一語,小心避開了對此下任何定義性描述;然而被后世指責為“以心治心”理論鼻祖的孟子盡管很強調良知本心的自主性,但他仍斷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對于心靈容易迷失方向表示了憂心忡忡,因而在強調人心自律的同時,也主張采用“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的方法來收拾人心,而并沒有掉入所謂“以心治心”的理論怪圈;而荀子則把“心”喻作“人君”,認為心對于形體的自我控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而如何使此心恢復“大清明”的本來狀態,則是打通心與道之關聯的關鍵。另外兩部儒家經典《大學》和《中庸》所說的“慎獨”觀點則要求人們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使內心保持高度緊張,永遠集中在道德意識這一點上,開辟了儒家“戒慎恐懼”“誠意慎獨”這一重要的工夫論傳統。 可見,對于儒家而言,“心”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何實踐“求其放心”與“誠得自家意”(陽明語)成為儒家工夫論在茲念茲的一大理論關懷。倘若就法家如韓非而言,唯有“務法”才是治理天下國家的首出之要務,圍繞自己內心問題兜圈子的所謂“心治”工夫則是徒勞無益的。當然在中國思想史上,“心”更是佛老哲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如果放眼世界,甚至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即便是*前沿的腦神經理論,雖然能捕捉到人的心理意識運作之規律,卻也無法*終測定道德情感的興奮點在腦神經中的發動機制。只是心理學家有一個重要發現已經充分揭示了人心的復雜性:“人類大腦里不是只有一個自我,而是有很多不同的自我在相互競爭,爭奪控制權。這里面有想獲得即時滿足的自我,有銘記遠大目標的自我,有現在的自我,也有未來的自我。”若按朱子之說,此現象正可謂“一心三用”或“三心相覷”。在中國思想史上,圍繞“心”的問題喋喋不休,講得*多的不是心學家陸象山或王陽明,而正是理學家朱子,同樣,不斷引發后人爭議的也是朱子有關“心”的一套復雜論述。就我的初步考察,朱子心論大致涉及以下這些層面的涵義:知覺義、主宰義、本然義、體用義、虛靈義、管攝義、貫通義、功能義、活動義、動靜義、無窮義、生道義、善惡義等等;如果就其論述方式言,他又有如下多種比擬性的表述:以鏡喻心、以水喻心、心猶陰陽、心如谷種等等。一眼望去,令人眼花繚亂。本書所收的《“心是做工夫處”》則是嘗試從如此眾多的朱子“心論”的復雜表述當中,找出其核心觀點以及問題的要害所在。 我發現人心聽命于道心、“氣是心之精爽”等命題在朱子心論的思想系統中固然重要,但是,“心是做工夫處”才應當是朱子心論的一個核心命題,通過對此問題的理論辨析,就能從一個獨特的工夫論視角來重新衡定朱子哲學中的“心—氣”“心—理”“心—善”等關系問題,進而展現出朱子心論的獨特面相及理論意義。要之,在朱子,“心”具有作為人心之知覺與作為性情之主宰的雙重性涵義,這表明朱子心論既不能認同人心一元的立場預設,亦不能認同本體意義上的“心體”觀念的設定。于是,“心屬氣”這一結構論命題能否推出“心即氣”這一本體論命題?而“心即氣”命題究竟是對朱子心論的一種詮釋結論還是朱子心論的本來之義?我認為,對于這一問題的解答可以嘗試從多種角度加以處理和提供思路。我有一個基本看法,以為在朱子,心與氣、心與理均非本質上的同一關系,如果斷定心即氣或者心即理,對朱子而言,都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從結構論或工夫論的角度看,心—氣—理又處在互相涵攝的關系中,心借助于氣而展現為情,同時又須以“理”來為心的工夫運作貞定方向,因為“心猶陰陽”與“理具心中”,在朱子是可以同時成立的兩個論斷。總之,心不是一個獨立孤懸于理氣之外或之上的形上存在,這一點已然毋庸置疑。 四 正因為“心”是一個復雜多樣、難以捉摸的存在,所以如何“治心”便成了儒學特別是理學必須應對的一項核心任務。二程以及朱子從孔孟儒學的傳統資源中發現“敬”才是對治人心的靈丹妙藥,提出了“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這一兩條腿走路的工夫論方針,以“敬”作為處理內心問題的妙方,以“窮理”作為增長知識、明白道理的要津。 本來,“敬”在先秦原典儒學那里,含有“敬畏”的意涵,其對象指向外在的超越存在——上帝或上天,故“敬”字有敬畏天命之意。然而經過二程道學的解釋,“敬”字工夫的對象發生了內向性的轉化,直指人心意識,要求做到心靈意識的高度集中——叫作“主一無適”。這個主敬工夫論被朱子所激賞,認為是大有功于“圣門”的一項發明,徹底扭轉了秦漢以來無人識“敬”字的尷尬局面。后經朱子的一番義理發揮,主敬工夫論獲得了貫穿所有工夫的基礎性地位,成為儒門工夫“**義”,跟“格物”相比,“居敬”更具有打通內外、貫穿動靜的巨大能量。他認為,主敬可以使“心”自己決定自己(自作主宰、收斂身心),儒學所謂存心養心等工夫都可通過主敬來實現,因為主敬“而心自存”“敬以存心”,所以敬才是提升人心自控力、保證人心正確方向的法寶。只是對朱子而言,主敬工夫的主體究竟是誰的問題卻依然存在而無法得到根本解決,因為他從根本上拒斥心體的形上存在,這就為后來陽明心學的展開埋下了伏筆。 然而,歷史上卻對朱子工夫論哲學的一套理論存在重大誤解,總以為朱子將“即物窮理”與“正心誠意”割裂為兩套工夫,前者不免趨向于“道問學”的知識進路,而后者則屬于道學家所注重的內圣工夫;由于朱子在工夫之次序不可亂的前提下,曾經特別強調“格物”才是《大學》工夫論的“**義”,因此在后人看來,朱子的為學進路偏向于外在知識的追求,而注重內心世界的居敬工夫亦不免局限于對內在心理活動的關注,至于作為意識活動之主宰的道德主體則始終沒有出場,遂致正心誠意與即物窮理這兩種一內一外的工夫進路便掉入支離破碎的窠臼中。 但是經過重新解讀,我們卻發現朱子工夫論自成一套環環相扣的系統,各個工夫環節構成了彼此互動的有機聯系;同時我們也意外發現,如同陽明的自我思想總結“吾平生講學只有‘致良知’三字”一樣,朱子晚年對自己的思想也有一個總結:“正心誠意”乃是“吾平生所學”所謹守的“四字”而已。這就表明如果我們照搬“理智主義”與“反理智主義”這套框架來判定朱子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哲學屬性,便有可能遮蔽朱子的尊德性與道問學正可“互相發明”這一重要觀點,也會阻礙我們對宋明理學的整體性關照。這就是本書所收《格物誠意不是兩事》《從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學工夫論之特色》兩文的主旨所在。 五 本書所收的*后兩篇文章《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極”解釋》以及《鬼神以祭祀而言》的旨趣在于:朱子通過對儒家經典的兩個概念——“皇極”和“鬼神”的重新解讀,顯示出朱子思想在政治與宗教這兩大問題領域有重要見解。我們采用的并不是單純的經典詮釋方法,更主要地是轉化了審視問題的角度,將“皇極”這一經學概念置于宋代政治文化史的視域,而將“鬼神”問題置于宗教實踐論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同樣,我們也有一些新的發現。 按照經學傳統的訓詁原則,“皇”者大也,“極”者中也,在疏不破注的經學原則下,“皇極”本意就是“大中”的經典解釋幾乎是牢不可破、無法動搖的。然而,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皇極”不僅是一個經學問題,而且演變成“政治正確”——即“國是”的問題,于是,“皇極”的“大中”義被敷衍解釋成“安中之善”的意思。對于偏于一隅的南宋而言,這種講求安穩的所謂“國是”便產生了種種意外結果,在面對外敵以及如何收復故土的嚴峻形勢下,“安中之善”卻有可能被“含容姑息、善惡不分”的主張者“張目”。因而,朱子特意撰述《皇極辨》,力圖“一破千古之惑”——即從根本上顛覆“皇極”的傳統解釋。 經過朱子的重新詮釋,“皇”者王也,“極”者標準之意,于是,“皇極”就是指作為*高政治統治者的道德標準這一富有政治學意涵的概念;換言之,“皇極”概念便具有了要求君主率先垂范天下的政治道德涵義。至于朱子的這一創造性詮釋具有何種獨特的政治性涵義,我們需要將此置于兩宋政治文化的歷史背景中,才能獲得一項善解。當然,朱子《皇極辨》作為一篇經典詮釋的文字,其中自有一套內在的義理脈絡與思想意涵,不必受制于時局的影響,因此對這部文本的政治學解讀并不是唯一的方法,這一點自是毋庸諱言。 至于“鬼神”觀念,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宗教問題,其歷史由來非常悠久,可追溯到上古原始宗教的時代。然而經過“軸心突破”之后,儒家文化成功地實現了宗教人文化的轉向;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的“祭祀”傳統又表明,儒學傳統向來沒有倒向“無神論”,只是殷商以來的“尚鬼”觀念被后世儒家的“祭祀”文化所吸納消化。發展到宋代新儒學,以程朱為代表的道學家們對此問題進行了理性主義詮釋,一方面以氣釋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氣之感應來詮釋“祭神如神在”的“如在”問題,而將“鬼神有無”的實在論問題懸置起來而付諸不問;朱子更是從“祭祀”這一宗教實踐的角度出發,來重新安頓“鬼神”觀念在人類精神領域中的位置,充分表現出朱子理學的實踐主義精神。朱子對鬼神問題的新詮釋,既維護了儒家祭祀文化對于建構人倫社會的重要性,同時,又充分表明儒學具有一定的終極關懷這一宗教性蘄向。 *后須說明的是,本書是筆者近十余年來有關朱子學研究的部分內容。由于本書專注于個別思想問題的專題性思考,當然無法全面呈現朱子學的理論整體性,唯希望通過這些問題性及專題性的分析考察,或將有助于從某些側面來展現朱子思想的整體意義。我相信任何理論的整體性意義,必須透過思想文本的具體性才能得到客觀的呈觀。至于“思想重讀”的結果是否達到了名副其實的地步,則有待學界公論。在我看來,與陽明學在中晚明時期得以領時代風騷百余年不同,朱子學則在近世中國七百年(1200—1900)的歷史文化發展中綿延不息,盡管歷史進程有起有伏,但其理論內部必有尚待開發的思想資源可供探尋。本書的目的在于說明:作為宋代新儒學的朱子學的思想意義仍有不斷重新解讀、重新發現的可能性。 吳震 2018年3月30日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朱子思想再讀 作者簡介

吳震,江蘇丹陽人,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上海儒學院執行副院長。現任中華日本哲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國際儒聯理事等職。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的研究,特別致力于朱子學、陽明學、陽明后學、明清勸善運動、江戶儒學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陽明后學研究》《泰州學派研究》《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傳習錄〉精讀》《當中國儒學遭遇日本》《東亞儒學問題新探》《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傳習錄》(即出)等。

商品評論(6條)
  • 主題:好書,推薦一下

    這本書對朱子學進行了一次“重新解讀”,旨在通過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進路,從朱子文本中“重新解讀”出以往被忽略或被遮蔽的朱子哲學的意義。作者專門擷取了朱子“仁學”“心論”“敬論”“工夫論”“鬼神觀”等典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專題史研究,以小見大,以點帶面,以重現朱子思想的整體性意義。

    2023/12/4 9:49:09
    讀者:hyl***(購買過本書)
  • 主題:

    吳震老師大作,研究朱子思想。

    2023/11/14 14:45:50
    讀者:ztw***(購買過本書)
  • 主題:

    這本書不錯,值得看

    2023/11/13 22:40:40
    讀者:824***(購買過本書)
  • 主題:

    吳震老師的大作,對朱子思想的分析很精彩,贊。

    2023/10/19 19:15:38
    讀者:ztw***(購買過本書)
  • 主題:

    書很新,有塑封。

    2023/10/8 15:44:26
    讀者:ale***(購買過本書)
  • 主題:推薦一本好書

    很滿意的一次購書,值得珍藏!

    2023/4/21 21:10:49
    讀者:ztw***(購買過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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