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節選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然則為什么有這種變化呢？　　我在這里得指出：在專制官僚統治下，作為官僚大頭目的帝王，除了王朝的開基者以外，通常是依著血統，依著“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繼統法而行使統治的。這種繼統法，原是周代推行貴族政治時確定下來，以期確保王權，而杜絕王位繼承的爭端的。到了秦及其以后的王朝，雖然所施行的是專制官僚政治，而貴族政治的繼統法卻依然照樣保留著，于是，被我們理解為*大官僚頭目的帝王及其同一血統的皇族，就無疑百分之百是屬于上述“生成的”統治者群了。他們這種立在統治金字塔頂點的人物或族姓，既如此被先天的決定起來，在一切由上而下的治化局面下，就無異成了一個拉著一切其他大小官僚貴族化的起點；于是，頭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的貴族化——　　**，就是由于皇家或皇族雖然自成一個特殊優越的體系，但他們究不能和一般“人間”隔離。而在“同姓不婚”的規制下，尤不能不有地位、家世、財產等方面都夠和他們周旋的異姓強宗、巨族、名門，來同他們這些“皇親”結成“國戚”；而且，與他們結成了婚婭關系的，即使不是什么強宗、巨族，也很快就會列在大貴族的陣營。其升官錫爵，全憑由此取得的貴族身分。例如漢高祖以亭長出身，“貴為天子”，他那位“妻因夫貴”的亭長太大一家，不旋踵間就布滿朝廷要津，而演出**幕外戚之禍；而西漢因以結束的*后一幕外戚之禍，也是由王氏“五侯同日封”的大場面導來的。皇族拉著大官僚貴族化，大貴族又拉著中小官僚貴族化，任何開明的專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而且——　　第二，王位繼統法的推廣，即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為所謂宗統，更會加強上述的貴族化傾向。中國的宗法組織，原是創始于周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崩潰，這組織理應發生動搖。但因宗法組織的*大特點，就是君權不可分、不可犯，就是父權、夫權無限大，所以，崇尚儒術，主張綱常教義，便必然要求變相恢復或加強宗法組織。同時，中國專制官僚統治，又如我們前面所說，一直需要以族長制為中心的宗法社會組織，作為其政治組織的補充，于是，具有濃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與專制官僚統治一同千古。而在宗法社會組織下，一個人的繁華富貴，不僅被理解為“宗族交游光寵”，且確實要為宗族交游所共享共榮的。　　第三，作為中國官僚社會選賢任能的“賢”、“能”程度，一般是用士子對于孔家學說的修養或實踐來測度的。孔家學說原本是被“載”在不易閱讀、不易理解的“文”中，后來又分別為歷代的儒家玄學化、禮學化，于是，它本身便成為非一般人所能接近的深奧東西；愈顯得深奧，愈使人莫測高深，而對它有一知半解的學子或士大夫，就因此在一般“下民”的心目中，也相應顯得高超和優異。結局，作為取士、評騭人材，乃至實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官僚政治理想的所謂學問或知識，竟反而變為造出特殊身分的武器。這知識的封鎖，同以上所述諸原因連同作用起來，就相當補強了官僚貴族化在經濟上的比較薄弱的條件。　　第四，我們已知道，貴族有貴族的經濟基礎；官僚貴族化如其同時沒有伴隨著經濟條件的改變，那就不論帝王或皇族怎樣經常需要一批與他們夠格周旋的人，怎樣加強宗法組織，乃至怎樣厲行知識的封鎖，他的貴族身分終究是不易形成、不易固著起來的。幸而，事物本身總像在為自己作著種種配合的安排。秦漢乃至以后的歷代王朝，迄未忘記把“普天之下”的一部分土地賜封于其親故。除此以外，厚祿與高官總是相連的；聰明的統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賜贈，以結臣下的歡心，甚或鼓勵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壯志。漢高祖對“蕭何強買民田宅數千萬”所表示的優容安慰心情；宋太祖勸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的深謀遠慮打算，皆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其臣下，或其臣下對于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實”，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愿以不清廉保證“忠實”。結局，做官總有機會發財，有官斯有財，有財斯有土，有土斯有社會勢力和身分，而這又反過來成為知識獨占的前提。　　然而，所有上述諸點，統只可理解為中國型官僚可能貴族化，可能形成門閥的基因，而其在現實上的作用，則還有待于下述諸種事態的誘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