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萬歷十五年 前言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后，出于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潤色，委托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系。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讀者見面。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成后，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并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臺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余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于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于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余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并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并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后，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