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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499194
- 條形碼：9787544499194 ; 978-7-5444-9919-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 內容簡介
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基礎與核心，對于中國的人文精神的考察，不僅包括對于歷目前由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化精神“是什么”的本質把握，還內在地蘊含對于中國文化精神“應當如何”的價值追尋和實踐規約。龐樸先生以“憂樂圓融”來概括中國的人文精神，是獨到而精當的。他認為憂患意識是對于人自身仁心與善性的自覺與持守，樂感文化則主要是深嵌于中國人心中的集體無意識，是基于憂患意識之上道德信念，是中國人敬畏天地與道德所沉淀的達觀的精神純形式。憂樂的“圓融”為“一”，正是由作為真與美的“二”所凝結出的、有普遍和諧之美的“三”。明乎此，不惟能增進知識，更可砥礪品格與創發智慧。
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 目錄
三生萬物：中華文化的密碼
“中庸”平議
說“參”
相馬之相
解牛之解
對立與三分
中庸與三分
天人合一：中國人的生命智慧
火歷鉤沉 ——一個遺失已久的古歷之發現
思孟五行新考
陰陽五行探源
初讀郭店楚簡
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
三極：中國人的智慧
繼往開來：中華文明的傳統
黃帝與混沌——中華文明的起點
論傳統
傳統與現代化
文化是什么
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
繼承“五四” 超越“五四” ４０７
文化沖擊與民族意識
后記
展開全部
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 節選
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丘
有一位學者指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特質在于“憂患意識”；另一位學者聲言，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一憂一樂，兩個幾乎全然不同的學說，分別于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８５年先后推出，在中國文化研究的圈子里，都發生了強烈影響。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試圖尋找一個簡明的概念，來概括顯然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中國文化。起先用的是“仁心”，是“中道”；爾后有了和西方對比的機會，又改用“靜的文化”（鐘天緯）、“道的文化”（薛 福成）、“精神文化”（梁啟超）、“孝的文化”（錢穆）等之類，去和被想象為西方文化特征的“動的文化”“器的文化”“物質文化”“愛的文化”相區別。所有這些，都可算做是從文化的意識層面或心理層面來辨認中國文化的。也有從文化的器物層面著眼，稱中國文化為農耕文化的；或以文化的制度層面為主，稱中國文化為家庭本位的專制文化的。更有從一元進化論的觀點出發，統稱中國文化為封建文化或中世紀文化的。
凡此種種，如果不計它們賦予的或由之引申的價值含義的話，似乎都能或淺或深地捉住了中文化的某些特質，給人們的認識以一定導向。它們彼此雖也互有差別，但這些差別仿佛只不過在概念的大小寬窄或主從本末之間，因而大家還是相容的、互補的，或者說，是并行不悖的。
沒料到繼之而起的兩種新說，一主“憂”，一主“樂”，其兩極對峙的狀況，除了在“五四”前后那些純價值判斷的文章中所可僅見外，此外任何對中國文化作整體研究的地方，都還難得碰到。
于是，分析一下這一對都已頗具影響的學說，無疑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
萬一通過分析而竟然多少接觸到了中國文化的特質，那時，對于中國文化如何現代化的偉大歷史課題，豈不也算在盡一點綿力么？ ！
一
“憂患意識”說是徐復觀先生于１９６２年在《中國人性論史》中提出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國哲學的特質》講演中曾予闡釋。
他們認為，中國的人文精神躁動于殷周之際，其基本動力便是憂患意識。此前之“尚鬼”的殷人，沉浸在原始的恐怖與絕望氣氛中，總是感到人類過分渺小，一憑外在的神鬼為自己作決定，因而人的行動脫離了自己意志主動或理智導引，沒有道德可言。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為勝利者，并未表現出趾高氣揚的架勢，相反，從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歷史嬗變中，發現了吉兇成敗與當事者行為有密切關系，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應負的責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憂患意識”（取詞于 《易·系辭下》：“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某種欲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或者說是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奮發的精神，是人對自己行為的謹慎與努力。因而這是一種道德意識，是人確立其主體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發現，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進，與形成耶、佛二教的 恐怖意識和苦業意識絕然不同。憂患意識在周初表現為“敬”，此后 則融入于“禮”，爾后更升進為“仁”。從表面看來，人是通過“敬”等工夫而肯定自己的；本質地說，實乃天命、天道通過“敬”等工夫而步步下貫，貫注到人的身上，作為人的本體，成為人的“真實的主體性”。 他們相信，基于憂患意識為基礎的心性之學，不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國文化的基礎，是孔、孟、老、莊以至宋明理學乃至中國 化了以后的佛學的一條大綱維之所在（見《中國人性論史》第二章，《中國哲學的特質》第二、三講及《徐復觀文錄（二）·中國文化復興的若干觀念問題）。
“樂感文化”說是李澤厚先生于１９８５年春在一次題為“中國的智慧”講演中提出的，收錄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后來在《華夏美學》中又有所發揮。而這一說法的理論前提，早在他１９８０年的《孔子再評價》中，便已形成了。
其說認為，由于氏族宗法血親傳統遺風的強固力量及長期延續， 以及以農業家庭小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的牢固保持， 決定了中國文化具有一種“實踐理性”或“實用理性”的傾向或特征。 它曾被孔子概括在仁學的模式中，后來慢慢由思想理論積淀并轉化為心理結構，內容積淀為形式，成為漢民族的一種無意識的集體原型現象。這種由文化轉變來的心理結構，被稱之為“文化心理結構”，或人的心理本體，雖歷經階級的分野與時代的變遷，它卻保有其某種形式結構的穩定性。實用理性引導人們對人生和世界持肯定和執著態度，為生命和生活而積極活動，并在這種活動中保持人際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既不使情感越出人際界限而狂暴傾泄，在消滅欲望的痛苦折磨中追求靈魂的超升，也不使理智越出經驗界限而自由翱翔， 于抽象思辨的概念體系中探索無限的奧秘；而只求在現實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寧和幸福，即在人世快樂中求得超越，在此生有限中去得到無限。這種極端重視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觀念和生 活信仰，是知與行統一、體與用不二、靈與肉融合的審美境界，表現出中國文化是一種不同于西方的樂感文化。據說這個所謂“樂”，還不只是心理的情感原則，而且是倫理學、世界觀、宇宙論的基石。它在中國哲學中，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現，是以身心與宇宙自然合一為依歸的*大快樂的人生極致，是巨大深厚無可抵擋的樂觀力量，是人的心理本體，那個*后的實在（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的《孔子再評價》《中國的智慧》《華夏美學》）。
二
乍一看去，以“憂”“樂”二義統領中國文化，其勢當如水火，絕無相容余地。但稍加尋繹，卻可看出，兩說偏又頗多共同之處。
首先，二者都表現出強烈的文化認同感。眾所周知，中國之由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蛻變，是在劇烈的外部原因干擾下發生的。時代變遷引起的震撼，將“適應外來的文化”與“認同自己的傳統”二端，尖銳而鮮明地擺在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其知識分子面前，并隨二者的不同拼合而形成為幾條可供選擇的前進道路。時至２０世紀下半葉， 隨著局勢的劇變，情況益加復雜起來。即以這里討論的“憂”“樂”二說為例，它們明顯都是想以文化認同為主的辦法，在今天和過去之間構建某種理想的承續關系，以度過時代沖擊的震蕩，為自己的靈魂和民族的命運定立方位。當然，二說的社會背景大不相同，視角也頗有歧異，從而立論遂揚鑣分道，但其對于自己所屬文化的摯愛和信心，或他們在文化認同上，卻幾乎難分軒輊。
因此，第二，毫不奇怪，二者都以儒家思想為母體，由之引出一個原則，來說明整個中國文化的屬性。這樣做法也確有它的道理，因為無論就先后還是就主從說，儒家思想在全部中國文化中，都占據著無比優越的地位，其施于其他各家和整個民族文化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某種心態，因此規定了整個中國文化的特質，是完全可能的。僅管二說已有見仁見智之不同，但它們全都認準了以原始儒家思想作為主要出發點，則是可以信賴的。
當然，如果有人埋怨兩家很少理會非儒思想在中國文化特質之形成中留下作用，特別像道家那樣深邃且曾煊赫而綿延的思想，這種埋怨也不無道理。
第三，“憂”“樂”二說都強調中國文化之非宗教性，并以各自的方式證明它的人文性。“憂”說區分恐怖意識與憂患意識在心理上的不同，證明二者分別造就了國外的否定人生的種種宗教與中國的肯定人生的人文文化；“樂”說則從實用理性與思辨理性以及反理性的區別著手，證明中國人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天國，雖幻想成仙或求神拜佛，都還只是為了現實地保持或追求世間的幸福與快樂。當然否認中國文化為宗教不等于否認它具有超越的理念或超越的境界，二說都極力證明這種超越的存在！皯n”說認為，天命或天道是超越的， 天降命于人或天道貫注于人身時，又內在于人而成為人性，使人有道德屬性。人通過基于憂患意識而起的道德實踐即盡人之性，便可以領悟到天命或天道的存在，體驗到道德自我（不同于生理的、心理的乃至思考的自我）的存在，而到達超越的境界。這便是性與天命的貫通，天與人的合一。與這種降命和盡性不同，“樂”說更重視審美的直 覺。它認為，超越、無限之類不在別處，即在當下的現實和人際關系之中，在“工商耕稼”“倫常日用”之中，甚至就是“倫常日用”本身。這種“即實在處得超越，在人世間獲道體”的禪意甚濃的辦法，說白了， 就是“在人生快樂中求得超越”，對人生抱現實而樂觀的態度。而由于宇宙本體也被認定為樂的（“生生”“天行健”），于是樂觀的人生態度也即是主觀心理上的天人合一。在追求天人合一上，“憂”“樂”二說又殊途同歸了。
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 作者簡介
龐樸，中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化史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副總編、《歷史研究》主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科學文化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任；山東大學終身教授、儒學中心主任、儒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古代思想史、儒學、先秦諸子、陰陽五行、上古歷法、簡帛文獻等。率先發出“應該注重文化史”研究的呼聲，推動了新時代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主要著作有：《公孫龍子研究》《稂莠集——中國文化與哲學論集》《儒家辯證法研究》《一分為三論》《東西均注釋》《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龐樸學術文化隨筆》《二十世紀儒學通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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